为学习借鉴先进经营理念及工作经验，促进我公司稳步、持续、快速发展，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公司经营管理水平和组织架构，学习和了解台湾农会农民培训学院的体系和机制，8月24日至30日，我公司应台湾财团法人农渔会联合信息中心执行长徐嘉鸿先生的邀约由行政人事部主任张鹏带队共计6人组团前往台湾考察学习。
在此次的考察学习中，团队实地了解了台湾农会的发展历史，以及金融服务在农会生存发展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实地了解到“金融服务是台湾农会生存发展的关键，技术推广是农会的核心职能，质量安全是农会的生命线”，感受到“没有农会就没有台湾的现代化”。台湾农会的经营理念也正是惠民信贷真正需要学习和借鉴的发展良策。
台湾农业是亚洲的一个典范, 七十年代后迅速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效率与竞争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走出了一条“小农”现代化的成功道路。2010年台湾农业增加值占GDP的1.6%，与发达国家一致，远低于大陆的10.2%;人均农业增加值1.33万美元，是大陆的10倍; 农产品出口依存度高达59%,远高于大陆的8%。
台湾农业成功的因素众多，其中农会的作用至关重要。
台湾农会的历史，可追溯到1900年的日据时期，迄今己有112年，经历了从官治到自治的转变。
二战后台湾回归祖国，国民党政府对农会开展顶层设计并进行改组，1950年聘请美国康乃尔大学安德生博士来台研究农会改进办法，其主要观点是“农会应以农民为主体、为农民服务”，核心是解决非农民会员问题;时任“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的蒋梦麟及台湾当局察纳雅言，采纳了《安德生报告》的基本主张，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会改组，至七十年代颁布了《农会法》等一系列法规，将农会建成了“农有、农治和农享的公益社团法人”。
在各种功能里，“金融服务”是农会生存发展的关键，是农会的强大支撑，也是农民经济的血液，保障了农村的各类资金需求。
台湾有句话：“有钱存农会，没钱找农会”。农会本身能够生存的原因在于信用业务，其余部门对农业虽有贡献，但皆难以获利、自给自足，而农信部收入占农会总盈余的90%以上，是农会的主要收入来源，所以农信部不仅提供农民所需务农资金，是农民财产权利(农地、房屋、山林等)得以实现的金融保证，更是农会能存活的关键。台湾农村金融是农民的金融，其收益很大，但全用来做技术推广、农产品营销与加工、支持策略联盟及提高农民素质等等服务。
金融支持方面，由于农业金融具有期限长、季节性、区域性、零碎性等特征，单一的农、渔会信用部受到规模小、净值低、业务受区域及范围限制，在整体金融系统内没有竞争力，风险也比较大。
七十年代“综合养猪”导致农民家庭现金链断裂后，农村经济一片萧条，政府出台了金融补贴政策。亚洲金融危机后，农会信用部受的冲击大，出现挤兑与银行接管事件，为此政府于2003年颁布了《农业金融法》，并成立了农业金融局、设立了农业金库，构建了一个以基层农渔会信用部为基础，以中央农业金库为上层机构的独立的农村金融体系，增强了农会的生存发展能力。对此台湾学者丁文郁高度评价：“《农业金融法》的制定与施行，不但是台湾农业发展史上重大事件，更是金融史上划时代的新纪元。”
台湾农会的积极作用受到广泛赞誉。台湾农会打造了具有台湾特色、现代化的“小农”农业模式，在台湾现代化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推动农村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农会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小农经营制度，奠定了台湾产业升级和经济高速增长的社会基础，使台湾自80年代后跨入世界发达地区行列，2010年人均GDP超过1.8万美元，按IMF的购买力平价法则超过3.5万美元，居世界第20位。
二是推动农业的组织化和产业化。农会强大的组织能力将小农户联合起来走互助合作之路，将土地、劳力、技术、社会资本等集聚起来走规模化、产业化之路。农会还注重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发展区域性特色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了农民的市场定价能力和抵御国际市场冲击的能力。
三是推动了农业的市场化、国际化。如果说土改使台湾产生了“小农”，那么是农会又让“小农”变成了“大农”，这既避免了农业由大财团控制和小农破产(如菲律宾)，也提高了农民的市场适应能力，让农民有能力在市场大潮和国际竞争中生存发展。四是促进了社会的均富、稳定与和谐。台湾农会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纽带，在社会整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使其缩小了城乡差距，即使在工业化加速阶段也没有扩大贫富差距，基尼系数仅0.3左右。
关于惠民信贷与农村服务
惠民信贷从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农村扶贫，帮助农户脱贫致富并享受到金融服务。随着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中存在功能弱化、信用社贷款手续繁琐且不易放贷等问题，“多存不贷”甚至“只存不贷”现象较普遍，农村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
因此，参考台湾经验，探索市场营销、金融服务、技术推广等功能于一体的、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综合组织，显得十分必要，而台湾对此的先进经验也是我们急需补充及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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